值得欣慰的是这次没发现明显在盯着我的人，海鸥之家里我隔壁的监听者好像也撤了，也没提要求我出门再打报告的。
但这可能只是对我更大的试探，极有可能是外松内紧，但管他呢，能透口气真好。
按那几个洗衣工告诉我的，利物浦的华人社区挤在皮特街旁的一条小巷，房屋低矮，砖墙熏得发黑，门框上贴着褪色的红对联，十分狭窄，据说这里住着百来个中国人，几家铺子挤在一起，门口挂着破布帘，卖卤鸭头和粥的摊子冒着白汽，一个老汉裹着破棉袄，蹲在墙角抽旱烟，烟雾白如棉纱，嘴里嘀咕着福建话，抱怨工钱被克扣。
我溜进一家叫“聚福”的小餐馆，木招牌裂了道口子。
里头就三张桌子，油腻得发亮，墙上贴着张关公像，香炉插着两炷细香，烟袅袅得像叹气。
老板是个五十来岁的福建人，脸瘦得像干柴，棉衫补了几个补丁，操着夹生英语问我要啥。
我点了一壶清茶，店主提来一个瓦罐茶壶，国内一壶几文钱，这儿要一先令，想想也是英国不产茶叶，得靠船运。
旁边桌坐了个华人水手，带着个白人女人，俩人低声聊着，桌上摆着几碟小菜，水手二十多岁，皮肤晒得黝黑，广东口音。
白人女人三十多岁，身材像根毛笔，棕发乱糟糟地扎着，棉裙磨得发白，脸颊有几块雀斑，手指上戴枚磨旧的金戒指，在油灯下闪着暗光。
我瞧得新奇，端着茶杯凑过去，用英语搭话：“兄弟，你们这组合少见，咋认识的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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